所以通常我们会看到，宪法文本与现实发展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我国司法机关与西方国家司法机关的根本区别是，在组织上从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在职权上以执行法律为根本依归，因此凡涉及司法机关组织与职权的改革，应首先考虑其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以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重大政治原则和法治原则。（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与职权 宪法修改的讨论中，有建议将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减少到1000名左右，或者实行两院制，以便于开会和决定问题。
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二是，1000名左右的代表人数，能否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家机构的设置，都应当是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10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同彭真等谈检察、司法机构的设置问题。他还说，我国的各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这就清晰地表明，五四年宪法的过渡性质，绝不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过渡性质的政治制度。
这为解决宪法要不要写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如何规定国家机构提供了方向。周恩来在他所作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说明中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但考虑到我国合宪性审查目前的主要功能以及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试图在行的层面探究：将合宪性审查职能赋予哪个国家机关更适合发展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政治功能？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功能主要从党政关系、权力结构和民主运行的角度进行，所以行使合宪性审查职能的主体必须在组织关系和机构能力等方面都与之契合。
从《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的复议范围可见，行政执法过程涉及多项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财产权等重大基本权利。下述前三项职能主要是由国务院牵头各部委承担，最后一项职能各级行政机关均可承担。李鹏曾指出实现协商很重要，主张通过沟通解决冲突的或不适当的立法，而不是轻易动用撤销权。但在行的层面有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和监察委，为何由行政机关辅助全国人大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呢？ （一）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合宪性审查既是一项政治安排，也是一项法律安排。
从人大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在行政机关、监察委、法院和检察院中，《宪法》第127条、第131条、第136条分别要求监察委、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李某申请信息公开的目的并非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而是维护自身基于《宪法》第13条享有的财产权。
当然，合宪性声明并不必然表明相关部委起草法案时已经周全地考虑了合宪性问题。虽然在规范层面论证了行政机关承担合宪性审查职能的可行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行政机关的科层制特征在其行使合宪性审查职能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一些弊端。无论哪种行政方式在本案都是合法的，但并非都是合宪的。从党政关系看，党组织处于领导和决策地位，政府处于实施和执行地位。
诚然，街道办事处既可以要求李某支付天价信息处理费，也可以不收取任何费用直接对李某公开其所申请的政府信息。但在行政领域，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法院都需要依赖行政机关使法律和判决产生实效，因为行政机关具有强迫个人行使某种行为或强制执行个人财产的机构能力。诚然，法院分担合宪性审查职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都不容否定。在行政复议中，如果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提出合宪性异议，受理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就应当谨慎考虑。
从尊重行政机关在特定立法领域的专业性考虑，行政机关也更为适合对有合宪性争议的行政法规提出解决方案。国务院除了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还有权提出法律议案。
据此，行政机关理解执法依据时首先要遵循传统的解释规则，寻找明确表达的或隐含于文本中的立法意图。由此形成的人大与政府的关系是相对紧密的合作与支持关系。
这也是为何全国人大将部分立法职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尤其是有些法案需要起草者掌握形成公共政策细节所需的技术知识。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和在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机制中均起到了连接党内法规和法律的桥梁作用。如果信访案件明确涉及法律救济，信访办公室可以建议当事人选择由人民法院依法解决或选择行政复议。立法嵌入理论符合中国的政治实践，同时也为完善中国合宪性审查机制提供了思路，即依托党政体制借助行政机关的机构能力完善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只要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裁量权，行政机关便有权将宪法规范作为裁量基准的考虑因素。但行政机关为了达成行政目的，往往忽视执法依据的立法目的，于是发生一系列侵害基本权利的事件，如孙志刚事件 天价信息处理费以及疫情期间西安孕妇流产事件等。
宪法文本的规范事实意味着合宪性审查在议的层面不太可能再有制度上的突破。议行合一强调代议机关的最高地位，同时否定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
行政机关会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进行选择性执行和变通执行。当然，立法草案说明中的合宪性声明对法院适用法律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条例》第17条仅着重强调草案要体现行政管理的治理，要求相关起草部门送审稿的说明应当对立法的必要性，主要思路，确立的主要制度，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意见的情况，各方面对送审稿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及其协调处理情况，拟设定、取消或者调整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的情况等作出说明。《条例》立法的初衷是建立透明政府。
此外，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人大内部党组织对行政机关内部党组织的监督。这就可能给作出声明的行政部门带来内部政治压力，促使其更加严肃地对待合宪性声明。行政机关通常会咨询那些受法律变化影响的人，然后起草一部达成法律目标的、精细的、技术化的规则。在政治层面，合宪性审查主要从党政关系、权力结构和民主运行的角度进行，规范和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
但大量的案源并未激活国务院提请合宪性审查的权力，直到2021年12月国务院才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合宪性审查。而监察委、法院和检察院仅须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根据合作关系及分享权力的可能性及程度形成了一个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机关间关系紧密度向外逐渐减弱的差序格局，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由内向外依次排序。而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在现阶段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并立形成的国家法秩序。
法国国务院成立于18世纪晚期，而法国宪法委员会到1985年才成立。全国人大、国务院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唱一台戏，分工不分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无权处理的，应当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当执法依据使用的法律概念不确定时，行政机关应当以符合宪法规范意旨的方式解释执法依据。但需要指出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求执政党不得轻易越过全国人大直接行使权力，而是要领导和保证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本文并非尝试制度重构，而是在现有的政治和法制基础上，借助行政机关的能力辅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同理，行政复议和信访也为国务院筛选真正的合宪性争议提供了实践条件，并对最高法院发挥过滤合宪性审查案件的功能形成补充。国务院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组织和对应的政府体系融合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政体制。既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目前更偏重于政治功能的发挥，制度设计上也应主要依托于民主政治。
中国已经确立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中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因此，机制设计必须确保行政机关不能取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的权力。行使合宪性审查辅助职能的国家机关不是权力主体，不能对合宪性争议作出最终决定，自然也就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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